外表年輕的張瓊，完全猜想不到她已經是「阿拉善SEE基金會」裡，一個關乎全中國瀕危水鳥存亡關鍵的「任鳥飛」項目的專案經理了。她一開口時那飛快的語速，以及鏗鏘有力的聲調，在在都流露她對水鳥與濕地保育工作熱情的一面。
「任鳥飛」是阿拉善SEE基金會守護中國最瀕危水鳥及其棲息地的一個綜合性生態保護專案。該專案將在十年間（2016～2026）以超過100個亟待保護的濕地和24種珍稀瀕危的水鳥為優先保護對象。
張瓊說，從2017年起至今第三年，「任鳥飛」專案已經資助了62間機構，實施了86個重要濕地的保護項目。
不禁令人好奇，「阿拉善SEE基金會」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組織，竟擁有能擴及中國各地的資金和影響力？
企業營利也要顧生態 「阿拉善SEE基金會」扛起社會責任
2004年，一些中國企業家因有感於北京面臨沙塵暴的嚴重威脅，便號召協助防治，進而在內蒙古的阿拉善創立「阿拉善SEE生態協會」。到了2014年，企業家進一步成立「阿拉善SEE基金會」（以下簡稱基金會），希望能以更專業化的組織形式管理並執行大小專案。可以說，它是中國首間由企業家共同參與，並以生態保育為目標組成的民間團體，希望能形成一個與政府體系互補的民間環境保護網絡，如今已累積了約900多名會員。
「SEE」中的英文字母，分別代表了「Society」（社會）、「Entrepreneur」（企業家）「Ecology」（生態）等三個元素，反映了組織的主體成員和使命願景。
「SEE基金會是一個『資助型』的基金會，」張瓊談道：「我們並不在全國各地實操一些項目，而是負責對接、資助當地的NGO團隊去做相關的工作。」換言之，基金會並非實際投入環保工作，它扮演提供資源、助力其他NGO的角色。
張瓊進一步解釋，基金會接受全國各地NGO提出的環境保護計畫，並進行篩選，一旦審核通過，基金會除了給予這些NGO經費外，更會主動提供專業資源與教育培訓課程，使NGO也能自我成長，更專業化。「我們已經資助了超過550個全國各地的環保組織與相關的合作！」
政府、NGO溝通不良 重點在於轉變思維
不過當談起NGO與官方的溝通時，張瓊坦承：「在中國，我們政府部門和NGO的銜接其實沒有做好，我們是希望能夠打通一個溝通的渠道，銜接全國各地的NGO夥伴和政府部門的連繫。」
NGO跟政府「溝通不良」，可以從張瓊所舉的事例看出來——今年曾發生過大量中國遊客在天津的沿岸地帶「挖蛤蜊」的新聞事件。「其實他們不一定是做了不好的事，他們只是想體驗，小孩子好玩嘛，但中國的問題在於人太多，你挖可以，但人太多就不太好。」張瓊解釋，中國天津的沿海區域剛好是遺鷗（中國一級保育類動物）的棲息地，「這麼多人，幾乎把鳥能吃的食物都挖光了！」
於是，在地有媒體資源的NGO緊急啟動，採取的行動包括不斷跟政府部門反應狀況，並通過他們自己的媒體管道發聲。「其實這也反映了中國很多區域保護背後的情況：很多時候我們要跟政府部門合作，還是有點難推，就是反應比較慢，所以我們要透過一些媒體的報導，引起公眾關注這一塊，」張瓊說：「天津市（政府）最後是有反應的，它採取了行動，把沿岸圍起來，不讓民眾下去了。」
但遇上這些溝通問題，張瓊表示NGO應該轉變思維，調整心態：「我們的共同目標其實是為了推動濕地和生態的保護，而在中國，保護或立法的工作還是需要政府來做。所以必須要以『不和你對抗』、並相互『合作』的態度，才能共同達到目標。」
張瓊透露，與政府官方的合作，除了基金會會將蒐集到的水鳥與濕地研究的學者專家的建議、研究成果提交給政府，作為未來施政的參考外，由於基金會成員本身就有許多具影響力的企業家，與政府內一些市長層級的人甚至互有來往，有時也會借助這樣的管道直接把環境問題反應出去。
相較於許多台灣NGO人士在面對中國NGO國際化的程度，往往興起「自嘆不如」的感受，張瓊反而感慨地說，台灣NGO做濕地保育工作做得其實非常精細，包含地方社區的參與等等，但中國的問題在於，還有太多天然的濕地沒辦法保護，中國的尺度太大，沒辦法像台灣一樣能夠這麼仔細專注地在小範圍裡耕耘。
「還沒有那麼多的精力去關注到小範圍濕地的問題……只能先把大面積的部分做好了以後，我們才可能再從事這種比較小尺度性的工作。」她如此說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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