「我不希望自己的女兒，或是她們的後代，最終只能在博物館裡看到紅樹林。」中國紅樹林保育聯盟（CMCN）的創辦人劉毅表示。劉毅從大學、碩士到博士期間，都在鑽研紅樹林生態系統，同時有組織地推動紅樹林的保育工作，直至今日、未曾停歇。
而他在紅樹林保育工作上的努力也得到社會認可，獲得福特保育暨環保獎 （Ford Motor Company Conservation and Environmental Grants）及英國頂級自然保護獎項惠特萊獎（Whitley Award）。今年（2019）劉毅受邀至「中國綠色人物臉譜論壇」，分享豐富的紅樹林保育經驗及倡議過程，透過論壇與台灣的公民團體對話交流。
深耕18年，劉毅為什麼鍾情於紅樹林？
劉毅在福建省的莆田市長大，在靠海的泥灘地上抓螃蟹是他最美好的童年記憶。18歲至濱海城市廈門大學念植物學，再度拉近劉毅與紅樹林的關係，一來是因為廈門大學有紅樹林的研究權威，二來是紅樹林生態系統形同廈門的天然屏障，為這座濱海城市抵禦颱風來襲時的大風大浪。
而他組織的保育行動始於一場紅樹林的喪禮。2001年，廈門大學附近一片100多畝的紅樹林有15畝遭填平，最諷刺的是立於施工場景的林業局告示牌：「紅樹林屬沿海基幹地帶，是國務院明確規定須依法保護的特殊林帶，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改變紅樹林林地的用途。」
他望著失去作用的告示牌，決定入內撿回紅樹林的樹樁，在廈大校園內為死去的紅樹林舉行一場莊嚴肅穆的喪禮，同時昭告綠野協會紅樹林項目組的成立——中國紅樹林保育聯盟的前身。
在中國，紅樹林濕地的開發並非個案，劉毅解釋，1960年代中國有「圍海造田」的經濟發展模式，1970-1990年代則流行水產養殖，2000年至今是急遽擴張的都市建設。種種人為排水、填海造陸的工程使紅樹林在50年內消失近70%。
「環境的問題會隨著人類和城市的發展而變化，每個階段不一樣。」劉毅知道，從事環境保育並非半年、一年就能看見改善。他以動態平衡來形容自己的工作，透過公眾的關注與行動可以改善某個地區的生態、某項政策；然而這部分的問題只是在現階段改善了，未來或其他場域還會隨著社會環境、政治經濟產生新的狀況，「所以從事環境保護的工作需要更多的耐心、人文關懷及理念。」
結合科技、經濟活動與教育的紅樹林保育行動
劉毅創立的中國紅樹林保育聯盟是一個強調專業的環保團體，有明確的關注範圍、有從事紅樹林研究的專家顧問，且講求科學證據。劉毅舉例，遇到水域污染，他們首先做的是採樣、分析，查明污染物的組成及污染來源，擬定解決對策後，再提交給行政單位執行改善行動。
他表示，團隊要找出最核心的問題、最關鍵的施力點。2013年起，紅樹林保育聯盟推動「紅樹林預警機制」，將Google地圖與紅樹林保護區結合放置在網站上，籌組學生、環保團體及社區居民共同巡守紅樹林，即時更新當地紅樹林的狀態。
若遇到盜採砂石等違法情形，團隊便可在第一時間申訴；若發現保護區有開發行為，劉毅的團隊也會進一步要求開發單位公開資訊，確認開發案是否通過環評、監督開發商的生態補償措施。「因為有人關注紅樹林，有人為了紅樹林向開發單位提出法律訴訟，使得開發單位違法施工的成本提高了。」
劉毅的團隊也在濱海社區推動替代生計的概念。「社區保護一定要考慮經濟的問題」，在紅樹林養蜂、養鴨，不需傷害環境，甚至有利於提升農產品的品牌形象。
「天剛亮，鴨子就會搖搖擺擺地走出鴨舍，覓食泥灘地的底棲動物，傍晚又搖搖擺擺地走回鴨舍下蛋。」他形容「生態海鴨蛋」的作業情景，由於生態海鴨蛋採放養式，要同時顧慮當地的食物量及乘載空間，量小價高，因此蛋農會再去尋覓紅樹林，主動巡邏與管理，甚至自己找泥灘地來復育紅樹林。
「紅樹林成為農民的搖錢樹，這是很厲害的經濟槓桿。」當社區因此拿到國際生態保育的獎項，主責保護區的管理局官員會更支持紅樹林保育工作及替代生計方案。
「培養參與者跟紅樹林生態環境的關聯度」，劉毅堅信這是關鍵之處，就像他在濱海嬉戲的童年回憶。對於成年人，經濟生產也是建立關聯度的做法。
至於少有機會接觸紅樹林的兒童，他推動「本土樹種認養計畫」。認養水筆仔樹苗的小朋友可以把樹苗帶到學校，每天照料、寫下照顧日記或進行實驗分析。兩個月後再親自將樹苗種回海岸線，送紅樹苗回家。「一旦踩進淤泥裡，知道紅樹林生態長在什麼樣的地方，有多發達的根系、多大的功能，就能體會紅樹林的重要性。」
劉毅強調，行動之前團隊會進行深度調查，與專家顧問、國際研究生共同研討，也與地方人士打交道，以有限的資源解決最核心的問題。他補充，「平均三、四年會重整一次步伐，也許大環境變了，主要的矛盾、痛點也不一樣了，或者有其他團體可以接手去做了。」
在中國，有些團體做倡議行動，追求媒體曝光，有些團體向開發單位抗爭或接手管理保護區的濕地，劉毅的團隊則有如紅樹林生態領域的智庫。不同位置的環保團體有各自的重要性，當他們結成一張網，便能更有力地守護中國的濕地。
